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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二战后的生存危机与“核革命”

2016-12-22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马苇舜(海洋安全战略分析与评估中心)访问次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美国海军还沉浸在辉煌与荣耀之时,突然发现一股强大的反海军势力在孕育和膨胀,甚至危及到海军的存亡。于是美国海军不得不集中力量进行殊死的抗争。同时,为了适应核时代的变化,美国海军进行了大幅度的“核革命”,揭开了美国海军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一、美国海军地位遭贬危及生存

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使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欧洲大陆,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美国历届政府追求的目标。这就注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陆性,客观上提高了陆军和空军的战略地位,海军的战略地位再次受到严重的冲击。当时,美国国内空军和陆军大肆渲染的“海军无用论”和“核武器至上论”甚嚣尘上,直接威胁到美国海军的生存。

(一)国际战略格局的巨变对美国海军地位的影响

1.冷战战略格局形成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陆性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势力被彻底摧毁,英法等国遭受重创,已经无法恢复昔日的荣光。而美国却从战火锤炼中迅速崛起,取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以其强大的综合实力影响全世界。随着美国军队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进入了西欧、地中海、中东和远东,进入了争夺全球霸权的时代。但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亚非拉革命浪潮的高涨,使苏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威望和世界地位。美国认为苏联是其推行全球扩张政策的“眼中钉,肉中刺”,遂将苏联视为最主要的战略对手,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

 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逐步确立了“遏制战略”。冷战期间,美国后任的历届政府,虽然都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和美苏力量的对比,对这一战略进行了某些调整,但杜鲁门遏制战略的宗旨却始终得以坚持。

冷战时期,美国奉行的遏制战略是一种 “大陆性”大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卫美国和西方的利益,阻止苏联取得位于欧亚大陆的关键地区,尤其是西欧、东北亚和波斯湾地区的支配权。美苏对峙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美苏两大阵营分别在西欧和东欧各陈兵百万,仅美国就投入了30多万兵力。可见,遏制战略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美国所确立的海洋性大战略,它的战略重点由海洋转向欧亚大陆,特别是西欧地区,是以陆地为主的大战略。这一战略的大陆性,必然对美国的军事战略和不同军种的地位产生深刻的影响。

战后美国推行的遏制战略对不同军种提出了不同的需求,对海军的地位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从地缘上来看,战略对手苏联是个深居大陆纵深的大陆国家,美国空军和陆军利用盟国,成为遏制和打击苏联的第一道防线。这样,美国海军第一道防线的传统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

2.世界海洋战略格局的巨变对美国海军的严重冲击

20世纪上半叶的海洋战略格局是多极化的,英法等老牌海军强国极力维持自己的既得权势,新兴的德、日、美等海军强国则力图重新改写世界海洋战略格局,强国海军之间掀起了激烈的海上竞争和战争,其间海军舰队对抗异常激烈。反过来,这种海洋格局进一步促动强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和海军发展。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洋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轴心国德意日海军彻底覆灭,短期内难以重建;同盟国中的法国海军力量遭致致命性的打击,英国海军也损失惨重,已经无法恢复昔日的荣光,只有美国海军经过战火的洗礼一枝独秀,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海军的优势如此之大,以致如果发生战争,它几乎能完全使敌人不能利用海洋,而自己却能独霸海洋。

从冷战对抗双方的海军力量对比来看,美国海军是当时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而战略对手苏联的海军力量还非常弱小,还是一种近岸防御性的海军力量,难以对美国海军的制海权构成威胁。称霸世界海洋的美国海军没有了战略对手,马汉提倡的舰队决战也不可能发生。没有了海上对手,进攻性的海上控制还有用吗?海军不再处于美国命运的中心地位了吗?海军如果丧失了独立的战略使命,就可能被降低为运输和护航部队,至多是一支辅助性军种,这些问题困扰着美国的海军军官。[1]美国海军的出路在哪里,美国海军又一次走到了一个新的战略性选择的十字路口。

(二)国内战略环境的变化危及海军生存

1.武装部队体制改组对海军地位的威胁

战后初期,美国公众迫切要求裁减军队,严格限制军事开支,再加上杜鲁门总统对美国空前强大的军事实力充满信心,于是战后海军的裁减也就不可避免了。到19466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总数从战时多达340万人削减到113.9万人。事实上,对美国海军地位威胁最大的还不是战后的削减,而是陆军和空军对海军军种地位的威胁,特别是空军。

战后,将三军统一起来的观念日渐盛行起来,并为此展开了为期两年的联合作战大讨论。人们认为合并的做法可以节约军费,既避免重复建设,还可以解决不同军种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当时盛行的军事学说是,军队功能的专业化和指挥的集中化。军界决策集团一方面鼓吹军种的联合,另一方面又提倡军种应当按照武器及其作用来进一步分工。此外,为了击败华约大规模的进攻,空军逐步将其作战原则与陆军的作战原则相结合。鉴于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远距离空军的出现,有人认为美国海军已经失去了作用。美国海军首次在谁是美国第一道防线的问题上与空军发生了冲突。一些人确信,与新式空军相比,海军已经丧失了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当时的陆军和陆军航空部队大力赞成联合,而海军则极力阻止这一做法。陆军倾向于联合是企图统一指挥三军,陆军航空部队倾向于联合是企图使自己有相对的独立性。按照军种的功能来划分,陆军是制陆、海军是制海、陆军航空部队是制空。因此,陆军航空部队应当接管航空母舰上的空中力量、陆军应当接管海军陆战队,成为一种舆论。

在他们看来,战后的苏联是唯一的劲敌,而苏联身居大陆内部,也没有一支进攻性的舰队,所以在未来战争中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海战。海军应当放弃其作为国家第一道防线的任务,将其交给陆军。在他们看来,未来的战争将是空中原子战,海军的使命随之消失了,进攻性的海上控制学说也过时了。因此,海军力量应当被取缔或转移,海军应当回归到马汉之前的巡逻任务上去。在未来的战争中,海军只能是一个支援性的军种。陆军空军部队和国会的一些议员们认为进攻性的海军已经过时了,甚至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质疑:“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支海军?”。空军将领小弗兰克·A·阿姆斯特朗甚至狂妄地宣称:“各位先生,希望你们能明白,空军再也不愿作为一个从属的兵种而存在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不在乎,空军不仅在战时是主力,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是主力。……空军即将称雄于天下。而海军,除了几艘航空母舰之外,什么也拿不出来,就是那几艘航空母舰,也很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被炸沉,因而毫无用处。至于说到海军陆战队,那只是一支小小的不像样的陆军部队,只不过会说些古里古怪的海军行话而已。我们将它们编入正规的陆军,并从中培养出有用的士兵。”[2]

海军担心合并将意味着自己整体的被肢解,将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成为陆军和陆军航空队的附属品。海军部长福雷斯特鲜明地指出,战略轰炸,不论是原子轰炸还是常规轰炸,都不能赢得一场大的战争,特别是同一个大陆强国发生战争时。要占领某一地区,必须要动用陆军,而将陆军部队运送到战场,并保持补给,这两项任务都需要海军来实施;“大规模报复”理论过于教条,缺乏灵活性。另外,他反对陆军提出的只设一位参谋长的观点,力主保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制。时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切斯特·尼米兹对“一体化构想”表示出强烈的反对。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大批海军将领和海军派议员都对杜鲁门的议案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在这场大讨论中,空军制胜论成了报纸上的主要新闻。美国公众对战略轰炸的观点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经过激烈的争论,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它为统一领导提供了依据。该法案于1947726日正式签署。组建了统一的国家军事机构——国家军事部,国防部长领导国家军事机构——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国防部长成为内阁成员,而各军种部长都低于内阁成员级。陆军航空部队达到了它长期追求的目标——脱离了陆军成为独立的军种。海军通过对国会的游说,也终于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海军陆基反潜飞机不并入空军,陆战队也将永远保留,海军取得了部分的胜利。

2.“核武器至上论”与“海军无用论”甚嚣尘上

1945869日,美机向日本的广岛、长崎相继投放了原子弹,加快了日本败亡的进程,也标志着毁灭性的原子武器登上人类战争的舞台。于是,美国国内迅速兴起一股迷信核武器的强大势力,他们信奉“核武器至上论”。与“核武器至上论”相伴而生的是“海军无用论”。鼓吹这两种论调的人士认为,原子战争将是未来战争中迅速取胜的廉价方法,海军在未来的原子战争中没有用武之地。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把原子弹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强大的海军舰队。据他们看来,在原子战争时代,快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易受敌人空中轰炸,而且航空母舰上的小型飞机也无力运载原子弹,而实施原子轰炸的战略任务只能由空军来负责。甚至有些战略家也对海军在未来战争中是否还能起重要作用产生了高度的疑虑。

反之,美国人开始把运载原子弹进行战略空战的空军看作是国家的首要防御力量。1948年,“空军政策委员会”(又称芬勒特委员会)和国会组织的另一个类似的委员会声称,以核报复相威胁是美国国防政策的基石。由于核弹头的洲际运载系统可能突破企图拦截它们的防空系统,所以,一支常备不懈的进攻性空军部队对于从一开始就遏制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1948年和1949年批准的联合应急作战计划中,也主要强调使用核武器打击苏联的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目标,特别是石油与电力工业目标。1949年政府内部就如何使用核武器成为可靠的威慑力量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显然,最终的结论是扩大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规模并提高其效能。

曾经指挥空中力量轰炸德国的卡尔·A·斯帕茨将军露骨地扬言:“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保留海军?我们保留海军的唯一理由也许是某些国家还保留着海军,而苏联只有一支小海军,或者说简直没有什么海军。我们确实不需要再把钱浪费在海军身上了!”[3]19463月,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一支海军呢?…显而易见,除了空军之外,现在已没有敌人需要海军与之作战。”

战后初期,武装部队诸军兵种极力在国会和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在这一进程中,空军确实拥有王牌,其轰炸机是投掷毁灭性原子弹的最有力工具。空军加紧研制B-36式洲际战略轰炸机,并于1948年正式向空军交货。B-36战略轰炸机的成功研制是对海军坚持海外基地重要性的一个沉重打击,打破了战后诸军兵种间的力量平衡。

194712月,由托马斯·K·芬勒特负责的空军政策委员会建议,在1950年之前,空军要拥有70个飞行大队,其中要包括5B-36大队。但由于预算的压缩,批准空军只能建设55个中队,允许海军开始建造一艘超级航空母舰以运载携带原子弹的飞机。海军和空军就各自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空军唯恐丧失战略轰炸和运送原子弹的垄断权力,于是尖锐地指控海军发展战略轰炸机和超级航空母舰是想抢夺空军的特殊使命。这使得军种之间围绕其战略、作用和资金所进行的角逐,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决定举行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以规定各军种的任务。在19483月召开的三军参谋长基韦斯特会议上,产生了一个重复传统的协议,它指出空军的主要使命是制空、海军的主要使命是制海,而陆军的主要使命是打败敌人的地面部队,由此产生的9950号行政命令宣布:“……每一个军种还有第二位的职责,即其武装部队要被用来支援和补充其他军种……,例如,战略空战一向是空军的主要职责,而海军为了达到某次海战的目标必须采取空中行动时,也可以把这种行动作为一项主要职责…海军将不受禁止地攻击任何目标,不管是内陆的或者是不是内陆的,只要这些目标对于完成其战斗任务是必需的。”[4]根据这一说明,海军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而且也可以继续进行8万吨级航空母舰和高空飞机的研制,至此,空军的核垄断地位被打破。海军终于获准建造1艘能起降载原子弹飞机的超级航空母舰“美利坚合众国”号,1949418日动工建造。这使空军非常气恼,于是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赛明顿在参议院三军委员会上重新提出了70个飞行大队的计划。空军参谋长斯帕茨将军也声称这是空军“最低限度的空防。”

19494月出任国防部长的路易斯·约翰逊是空军至上论者,是强硬的反海军主义者。他认为只要建立一支陆军和核空军就足够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应当分别并入陆军和空军中去,海军应当被改造为一支辅助性的海上支援部队,甚至都可以取消。他甚至对海军上将理查德·L·康诺利说:“将军,海军快没有用武之地了……没有理由要保留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我们再不会有两栖作战,陆战队没有必要存在了,今天海军能做的事空军都能做,这样就可以取消海军了。”[5]

经杜鲁门总统的同意,约翰逊开始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伺机进行报复。交锋的对象就是1950财年的国防预算。杜鲁门总统把该年度国防预算最高限额规定为144亿美元,这个数字大大低于三军参谋长联合提出的214亿美元的预算。尽管三军一致反对这种大幅度削减预算的做法,但由于当时陆空军对海军的这种新的21的态势,海军也就因此成了一个最大的削减对象。在这方面,占优势的是空军。它的那个可能对苏联城市发动一场空中核进攻为基础的防御战略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约翰逊部长以预算为名,下令立即停止建造已铺好龙骨的超级航空母舰“美利坚合众国”号,将这笔造船经费转用于购买大批的新型洲际战略轰炸机B-36上去。还将现役航空母舰的总数由8艘减至4艘,将舰载航空兵大队由14个减至6个,给海军航空兵以致命的打击。这不但威胁到美国海军的战略地位,甚至直接威胁到了海军的生存问题,引发了美国海军的强烈反抗。

二、美国海军的生存抗争

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严重地威胁到海军的地位,甚至生存。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美国海军不得不奋起抗争,并努力寻找新的出路。

(一)海军将官造反运动

国防部长约翰逊大力压缩海军的政策,引起海军将领的无比震怒。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E·登非尔德立即以辞职作为抗议。海军将领们认为,约翰逊的这一行径是空军破坏未来海军发展前途的一个举措。而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海军也处于被压倒的地位,经费也遭到削减,甚至要取消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为打击空军的武器发展计划,海军任命阿利·伯克秘密组织了一个名为OP-23的特别办公室,主要负责制定争夺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的计划。同时,以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W·雷德福为代表的海军高级将领,开始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波,即著名的“海军将领造反”。1949103日,约翰·G·克罗姆林海军上校发表了三位海军将领的秘密评论,批评了约翰逊对空军的B-36战略轰炸机和海军飞机采取的不公正做法,认为海军正在被剥夺进攻能力,而这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一时之间,舆论大哗,众议院三军委员会仓促组织调查。在调查时,以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W·雷德福上将为首的海军军官,对约翰逊的政策和B-36战略轰炸机计划进行了抨击。

正当海军将领造反之时,194910月,苏联爆炸了核装置,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海军将领们利用这些事件,提出海军的战争观,指出美国在核相持时代必须既准备打原子战争,又准备打有限战争。不能肯定下一次战争必将是全力以赴的核战争,也不能肯定假想敌就只有苏联一个。

在调查会上,阿瑟·W·雷德福上将断言,购买B-36战略轰炸机是“十亿美元铸成的大错”,[6]攻击整个空军把战略集中在原子歼灭之上。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空中力量的战术价值远远大于其战略价值,因此,空军忽视战术飞机的做法已经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海军的高级将领,如金、哈尔西、尼米兹和金凯德等,都赞同雷德福的观点。海军将领们认为,B-36战略轰炸机的技术性能是有局限的,很容易为苏联新式的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所击落。同时,由于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结束了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再奢谈原子战争就是愚蠢之举。海军上将雷德福指出:“在计划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其后的和平……,一场歼灭战争也许有可能导致一个付出极大代价而取得的军事胜利,但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看它是愚蠢的。”[7]

虽然海军的观点并没有动摇正在美国大肆蔓延的核迷信思想,没有能够改变约翰逊的基本预算方案,也未能扭转国会对陆军和空军的盲信,最后削减预算仍维持原案。但是,B-36战略轰炸机计划被削减了,尤其重要的是,海军将领们的反抗,让公众注意到了海军的困境,对空军的主张有了一个恰当的看法,而且暴露了冷战时期的基本战略中存在的问题。陆军和空军的作战方案都是建立在下一场战争将是全面的核战争的推论之上,假想敌人也只是苏联。而海军的主张则是:美国在核相持时代必须既准备打有限战争,又准备打原子战争。[8]

显然,在这场事关海军前途的争论中,空中战争的拥护者获得了胜利,自此,战略空军在美国武装力量的发展中已经占据了首位。

(二)朝鲜战争对美国海军战略地位的影响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再一次挽救了濒于危境的美国海军。在朝鲜战争中,海军完全控制朝鲜海域的制海权,承担了繁杂的任务:对岸袭击,舰载机发动的对陆攻击,对地面部队进行低空火力支援,两栖作战,战略性转折战役仁川登陆作战更是海军的杰作。此外,海军在疏散军民和后勤支援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朝鲜战争中,美国海军以其战略机动性支持了美国的政策,为美国发挥国际影响提供了力量基础。

朝鲜战争中美国海军的业绩严厉回击了海军无用论,推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关于国家实力的观点,特别是路易斯·约翰逊的臆想:两栖部队、航空母舰、海军陆战队,甚至连海军都已经过时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保卫美国利益所需要的是几个携带原子弹的B-36轰炸机中队。朝鲜战争证明了这种完全建立在大规模报复手段基础上的战略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时也暴露出作为冷战时期大战略一部分的空中力量的局限性,而美国大陆型大战略始终是与战略轰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朝鲜战争使美国决策当局对海军的地位进行了重新认定。在核时代,美国海军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依然很重要。这对保持和提高海军在核时代的作用地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朝鲜战争也使美国海军对制海权的作用有了更新的认识:制海权能赢得有限战争;制海权是美国对世界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正如尼米兹所说的:“我国凭借海上力量以获得对外的影响,靠手中的制海权以保持这种影响。没有制海权,我们将被限制在本洲的边界之内。”[9]战后,伯克上将也指出:“另外一个经常被人们遗忘的简单的事实,即我们在那里有绝对的制海权。它在朝鲜从未遇到挑战。如果制海权稍稍受到挑战……朝鲜将会很快失陷。”[10]

朝鲜战争不但引起美国武装力量统帅部重新考虑军事理论中的一系列原则,其中包括如何进一步发展海军的问题,也促动了海军重新考虑力量的均衡发展问题。海军中将乔伊在总结朝鲜战争时说:“我们再一次确信,并没有一种快速的、轻而易举的、廉价的方法去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按比例发展各军种……在这方面,美国海军从朝鲜战争中吸取了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忽视扫雷布雷舰艇和海军航空兵的作用。仁川和兴南再一次……强调了迫切需要登陆部队。”

朝鲜战争对美国海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现役舰艇已经缩减到671艘,到朝鲜战争结束时,海军的现役舰艇增至1129艘,海军力量获得了大幅度的跃升。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驳斥了海军无用论的论调,有力证明了海军的战略地位,遏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海军战略地位不断下滑的颓势,重新确定了海军的战略地位。

(三)美国海军积极寻求新的出路

朝鲜战争有力地证明了常规的战争战略、战术和技术仍然是美国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国海军的作用地位重新得到了肯定。同时,朝鲜战争也表明,为了适应核战争和和平时期的需要,美国海军必须积极寻求新的出路。

1.使超级航母成为全面核战争中的核心力量

朝鲜战争期间海军航空力量所显示的成效,充分证明了是值得兴建新一代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利用战时重新树立的威信,妥善应付了国内的挑战,虽然建造超级航空母舰“美利坚合众国”号的计划被搁置了两年,但19518月,美国海军订购了1艘超级航空母舰“福雷斯特”号,并于1952714日动工建造。国会还通过了立法,规定每年新建1艘航空母舰,一直持续到1958年。20世纪5060年代,又相继建造了7艘。新型航空母舰的设计不仅要承担起攻击和支援的任务,同时还要增加一项新的任务——遏制对美国的核打击。这些航空母舰都设计了可供新式道格拉斯A3D“空中武士”式飞机起落的飞行甲板,这是一种真正的核轰炸机。1954年,海军部署的全部航空母舰都装备了核武器,以便打击苏联的港口和海军力量。如果苏联想对美国的机场和导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些武器就能对苏联实施核反击。在1953年苏联拥有氢弹之后,对这种遏制手段的需求就更为迫切,到1957年这种需求就更加至关重要了,因为苏联已经拥有了洲际导弹,而美国暂时还没有。

配备了能够运载核武器的飞机的“福莱斯特”级航空母舰,成为海军反击力量的核心。到50年代末期,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核力量占到了三军核力量的25.7%。美国海军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了使航空母舰也能成为全面核战争中的主要突击力量的思想。美国海军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但有了新的含意和内容,即增加了核威慑的因素。

2.使海军能承担更多的和平使命

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处于和平时期,美国海军强调在困境中继续坚持和扩大海军的传统和平使命,将现役海军舰队的活动扩展到执行外交任务的传统角色。比如,从1947年开始,美国第6舰队一直在地中海连续执行任务,显示实力和帮助支持西方国家利益。这支舰队在和平时期充当一支外交力量,在战时充当一支反击力量,时刻保护着美国及盟国的安全和利益。

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十余年中,海军在地中海、加勒比海和中国海等海域继续实施美国和平时期的遏制和威慑政策。正如海军上将理查德·康诺里所指出的:“在危急时刻,如果你向该地区派遣海军,那就给人以战争临近的姿态;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有部队长驻在那些地区,届时不过起支援的作用,那么看起来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11]

三、美国海军的“核革命”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核武器理论开始升级,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再一次失宠。美国海军深刻地认识到:除加紧发展以航空母舰为主的核力量以外,还应加紧寻找更新的核手段,努力将核技术运用于海军建设的其他方面,必须使海军建设适应于新式武器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此美国海军开展了一场深入的“核革命”。在以核威慑为重点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海军加紧了对核动力潜艇、核动力水面舰艇、核动力航空母舰和水下发射的核武器等一系列核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一场深入的核革命在海军中迅速展开。

(一)适应新时代创建“核海军”

针对如何适应核技术的发展,建设新型海军力量,海军内部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争论。海军的高级官员都在为面临原子时代的挑战的海军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尼米兹的助手——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福雷斯特·P·谢尔曼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未来的战舰应是“能发射带有核弹头的导弹的大型装甲舰”。[12]

关于舰艇核动力问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海军研究室就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战后,美国海军立即开始了生产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的论证,尽管这一计划还面临着不少重大的技术难题。1946年春,海军的上层人物已经开始更认真地考虑核动力,海军总委员会向福雷斯特海军部长建议:“应立即开始积极和广泛地研究和发展用于海军舰艇推进装置的原子动力。”[13]提出了建设由核动力舰艇组成的舰队的梦想。

1.核动力潜艇的研制

为了掌握核动力问题,海军指派了一个海军军官小组去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核研究室学习,其中最有名的是海曼·G·里科弗。到橡树岭半年后,海军小组对核动力应用于海军推进装置,有了真正的广泛了解。从19469月起的一系列会议上,潜艇军官一直在讨论反潜技术和新潜艇的设计,潜艇军官建议优先设计和发展“核动力装置,以便最后装备潜艇,使它在水下高速航行时具有无限的续航力。”1947年的110日,尼米兹将军批准了这一建议。

1950年,美国海军最终选取了核动力潜艇作为核动力战略工程的突破口。1955117,美国海军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试航成功。之后,艇长威尔金森在送交海军的报告中写道:“迄今为止的试验结果无可争辩地表明,需要对潜艇和反潜艇战略作一次完全的重新估价。它对海军战争的最后影响不能低估。”[14]海军部长查尔斯·托马斯发来嘉奖令,授予“杰出的成就”之称。作战部长卡尼告诉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开头的试验结果比他设想的要好。在1956年的造舰计划中,卡尼申请建造3艘核动力潜艇,他认为这是一种谨慎而又井然的向核动力过渡的方案。

19558月阿里·伯克就任海军作战部长,他认识到导弹和核动力的潜力,决心使海军朝着它所需要的现代化军舰和武器前进。伯克宣称,所有未来的潜艇都将使用核动力。自1957年之后,美国海军便不再建造常规动力潜艇。从60年代起,美国的核动力舰艇,尤其是核潜艇进入了大批量生产时期。

2.核动力水面舰艇的研制

19506月,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要求舰船局“探讨建造一艘具有原子动力装置的大型航空母舰的可能性,并确定其建造的时间、经费和性能”。[15]里科弗迅速答应了谢尔曼的要求,在他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努力下,促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5111月正式提出航空母舰反应堆的要求。19558月就任海军作战部长的阿利·伯克明确要求:无论潜艇还是水面舰艇都“不仅要保证而且应当强令”其使用核推进。阿利·伯克在请求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批准建造6艘核动力潜艇的同时,也要求建造1艘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并且进行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初步设计和提前订货。

1957816,美国政府决定建造“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到195712月为止,核动力水面舰艇只批准了2艘,即核动力导弹巡洋舰“长滩”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

这时,许多富有经验的海军军官和军事机关里的官员也都反对大规模建造水面核舰艇。问题并不在于核舰艇的战斗力是否更强,而是在于花在建造和训练人员上的高昂代价是否与军事上的获益相称。一直到1968年,也就是“企业”号服役6年以后,海军才铺设第二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的龙骨。在这10年期间,核动力水面舰艇一艘也没有建造。但是核动力对舰队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核动力已经使潜艇发生革命,也对水面舰艇起了决定性作用。1964年以后,美国海军再也没有建造过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3.海军舰艇武备的导弹化

鉴于苏联在导弹武器方面的长足发展,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导弹研制置于整个军事研究与发展中的最优先地位,将本来打算建造攻击型航空母舰的费用也转用于这方面。在1955年优先发展导弹的决定中,海军也获准重点研制自己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从而加快了实施核威慑的步伐。

1955年阿利·伯克将军出任海军作战部长后,摆脱了里科弗视核潜艇为攻击舰艇利器的固执看法,认为核潜艇是能装备从水下打击地面目标的导弹的运载平台。把生产能在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置于最优先地位。1956年底,海军开始发展用固体燃料的“北极星”导弹。

19607月,“乔治·华盛顿”号潜艇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北极星”导弹,揭开了战争新时代的序幕,这是美国未来年代里可靠的、常备不懈的核威慑力量。在以后的数年中,先后服役的“北极星”潜艇达41艘,各携带16枚核导弹,均具备可击中苏联各个目标的能力。

由于潜艇能从水下发射战略核武器,海洋的作用便超出了马汉的认识范围。海洋不仅仅是可提供交通的公共大道了,而且成了重要战略武器的基地。这个基地具有陆上基地无法比拟的优点。它既是可以移动的,又是非常隐蔽的。因此,控制海洋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控制海洋本身。一方面,控制了海洋便可把海洋作为武器系统的基地,随时可置敌于死地,即控制了海洋便能以海制陆,从而决定陆上的命运;另一方面,控制了海洋,就可把易受敌攻击的核武器系统转入海洋,从而减少本土受攻击的危险。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比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隐蔽、安全得多,这就为后来调整航空母舰与潜艇的作用打下了基础。美国海军使用航空母舰担负全面核战争中主要突击力量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战略导弹核潜艇在核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导弹潜艇和攻击航空母舰搭载的核力量,占到了全军的49.9%,拥有了几乎半数的远程核武器。

从美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空基、陆基和海基三种战略核武器系统来看,海基核力量比另两种手段具备隐蔽性好、机动性强、生存率高等特点和优点。所以,海军的作用地位,也因海基核力量的发展而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海军在国家防务中的任务极大地扩大了。

在美国海军深入进行核革命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常规导弹武器的研究、开发和利用。1953年第一套“小猎犬—”式对空导弹开始装备舰艇。“长滩”号巡洋舰上用导弹武器取代了主炮。带火箭加速器的“阿斯洛克”反潜鱼雷也试验成功。这一切与核技术在海军的推广和使用紧密结合,大大促进了美国海军装备的革新。美国海军将导弹、火箭放在为航空母舰提供安全保护的防御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航空母舰的地位。

可以说,美国海军的“核革命”,事实上导致了具有水上、水下两种进攻能力的远洋舰队的诞生,并逐步形成了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水上舰队和以攻击潜艇为主体的水下舰队紧密配合,实施立体的海上进攻作战的思想。

(二)探索新模式平衡核常关系

 1961年上台执政的肯尼迪政府逐步推行“灵活反应”的军事战略,由过去强调以核威慑为主,逐渐转变到核威慑和常规威慑并重的指导思想。“灵活反应战略”认为,美苏之间可能首先爆发常规战争,单纯依靠核武器不能对付常规战争,不能“消除局部地区的动乱”,于是提出准备打全面核战争、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等多种类型的战争。“灵活反应战略”提出了“两个半战争”的力量建设指标,要求美军继续保持核威慑力量的同时,还要保持常规力量,以便对付在欧洲、亚洲的大型战争,以及其他地区的小型战争。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大力加强军队在不使用核武器情况下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建设,反映了“灵活反应”战略的实质。针对新战略指导下的海军建设发展问题,麦克纳马拉反对迅速发展核动力推进的舰艇,但核潜艇除外。麦克纳马拉虽然怀疑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是否明智,但他允许海军航空兵实现现代化,并允许海军保持24艘航空母舰。麦克纳马拉还批准了一项两栖部队的建设计划,建造机动登陆舰艇,允许海军陆战队保留2个师或飞机联队的力量。到1960年,美国政府将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转入常备作战特混舰队编制。

美国海军按照“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将海军承担的使命任务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应对核战争或全面战争的战略任务;另一部分是应对常规战争或局部战争的一般任务。海军的兵力结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一部分是以战略导弹核潜艇为主体的战略任务部队;另一部分是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一般任务部队。

在美苏核威慑时代,美国需要一种所谓“反击力量”(或称“第二次打击”的威慑力量),即一种能经受住苏联的第一次核打击而又保持摧毁苏联核力量的那种反击能力。美国海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就是这种最理想的“第二次打击”的威慑力量。战略导弹核潜艇不仅成为美国海军的后盾,也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其战略地位之高,已是空军无法诋毁、无法取代的了。美国在制定20世纪60年代战略进攻力量建设计划时,放弃了优先发展战略空军的原则,把战略导弹核潜艇作为“唯一实际上攻不破的武器系统”加以重点发展。战略导弹潜艇的出现,使海上武器摧毁大后方的目标成为可能,大大改变了海军承担任务的范围和性质,“海军之手”已经能伸入大陆纵深几千公里,而且也改变了使用海军的方法。美国导弹潜艇在和平时期就分布在各个预定的大洋水域内执行战斗巡逻,并做好战争一旦开始立即发射导弹核攻击的准备。

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一般任务部队,主要承担威慑、制止和应对常规战争或局部战争的使命。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舰艇编队具有对空、对海、反潜和对岸的进攻作战能力,在航母编队支持下的陆战队部队,具有遂行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的能力。所以,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一般任务部队,便成为美国海军的“能攻能守、左挡右刺、灵活机动的利剑。”[1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海军在生存危机面前,不但没有气馁,而且及时适应了核时代的变化和要求,通过生存抗争,特别是核革命,使美国海军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稳定和提升了美国海军的战略地位。



[1] George W. Baer, 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4.

[2] []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3] []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4] []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49页。

[5] []E·B·波特 主编:《世界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91页。

[6] []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

[7] []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52页。

[8] []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9] []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

[10] []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

[11]  []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12] []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 1985年版,第293页。

[13] []理查德·休利特等著:《核海军1946-1962》,国防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14] []理查德·休利特等著:《核海军1946-1962》,国防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15] []理查德·休利特等著:《核海军1946-1962》,国防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16] []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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