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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第三次战略选择的主要特点

2016-12-22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马苇舜(海洋安全战略分析与评估中心)访问次数: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和国内战略环境的剧变,美国海军再一次走到了一个事关其地位作用,甚至生死存亡的战略性十字路口,美国海军不得不进行新的战略选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海军历经磨难与挫折,应对着各种威胁与挑战,探索并最终完成了美国海军新的战略选择,这次战略选择进程中凸显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战略选择的方式呈现出思想准备与理论指导的严重不足

战后初期,美国海军痴迷于海战中取得的空前胜利,对自己的功劳津津乐道,对战后国际格局和世界海洋格局的骤变,对战争时期转向长久和平时期,对国内日益滋长的“核武器至上论”和“海军无用论”思潮,却缺乏应有的思想、理论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或根本就难以考虑到所有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和严重问题。当问题发生后,又没能针对性地提出适应新环境的海军理论,也没有对马汉的理论作及时的更新与发展,只能是疲于应付。这是导致战后美国海军在第三次战略选择来临之际,显得手足无措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美国海军自身缺乏应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是美国海军在新的战略性十字路口迷失方向的根本原因。

早在1954年,塞缪尔·亨廷顿就针对美国海军适应冷战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跨洋战略”思想,提醒美国海军应当加强战略理论问题的研究。他警示道:“一个军种的立根之本在于其推行国家政策中的作用,对军种作用地位的阐释可以称为战略概念。……如果一个军种没有这样的概念,它就会失去目标,必然在大量的相互冲突和矛盾的目标中颠来倒去,那退化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海军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新的战略概念。”[1]针对当时的战略环境,亨廷顿认为美国海军必须超越马汉的学说,把理论重点从蓝水转向欧亚大陆,进而解决危机,证明自己在适应新形势方面是“灵活机动和富有活力的”。但美国海军没有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没有发展相应的海军战略理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后期,美苏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美国转入战略被动。与此同时,苏联强大的远洋海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苏联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威胁到长期以来美国独霸海洋的局面。在这一新的战略环境下,美国国内针对海军在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残酷的斗争,美国海军在新一轮的博弈中,没有统一的战略理论,缺乏应对新形势的思想武器,导致了卡特时期海军的大幅度削减和海军地位的衰微。

这种缺乏海军战略理论指导的严重问题,一直到里根上台后才得以根本的改观。莱曼海军部长从重建海军战略入手,提出了“600艘舰艇计划”和“海上战略”,从高层统一了海军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思想,提高了海军的战略地位,最终完成了冷战时期的战略选择。

二、战略选择的性质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滞后性

正因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海军缺少适应新环境的战略理论,导致海军战略选择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只能被动地推进新的战略选择进程。

战后初期,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变。残酷的战争年代已经过渡到长久对峙的和平时期,同时核技术催生了核时代的到来,这些因素都迫切要求海军进行战略理论的变革与创新,迫切要求海军重新审视新形势下马汉理论的变与不变,迫切要求海军出台新的战略理论体系以应对变化的战略格局。

然而,美国海军并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战略理论,而是继续沿用马汉的战略理论来应对变化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这就造成了思想准备严重不足的困境。在美国陆、空军,特别是在空军以及反海军势力拼命打压下,甚至要肢解海军的严峻形势下,美国海军才为了自己的地位和生存,进行殊死的抗争,乃至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但海军衰退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只是尽力维护了海军的存在和弱化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国内对海军的作用地位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这些新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促使美国海军进行斗争和变革。一直到里根上台后,海上战略的主动建构才最终结束了长期以来被动滞后的严重局面。

三、战略选择的主体呈现出海军常被边缘化的倾向

在第一次战略选择进程中,美国海军被排除在战略选择的主体之外,无法左右海军的大政方针,成为政治家和政党政治的副产品。第二次战略选择进程中,美国海军成为战略选择的主体成员之一,并发挥了核心作用,引导了政府和国会的决策。第三次战略选择进程中,美国海军的主体地位被边缘化,难以发挥核心作用。在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战略选择主体除了传统的总统、国会和政府外,日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成为冲击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地位的新因素。

战后,美国发展起来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主要包括两大新要素,一是国家安全的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二是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日渐发展与完善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扩大了海军战略选择机制的组成范围。同时,战略选择机制的纵深进一步拉大,海军处于选择机制的末端,受制约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四、战略选择的动力主要来自对国家及海军命运的关心和重视

冷战期间,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与调整,以及海军自身的努力是推动海军战略选择的重要动力。

(一)国家战略需求

国家战略既是海军进行战略选择的根本依据,同时也为海军进行战略选择提供了现实需求和牵引力。可以说,国家战略的每次调整与变革,都促动海军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与变革。

比如,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要求海军必须具备核能力,否则就会遭致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在这一战略的牵引下,美国海军推进了海军的“核革命”,实现了主战舰艇的核动力化和核武备化。再如,里根上台后,推行“新灵活反应战略”,重整军备,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极力恢复海军的优势地位。在这一战略的激励和鼓动下,海军提出和实践“600艘舰艇计划”,提出了海军赖以立身和发展的海上战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战略的需求是推动海军进行战略选择的主要动力。

(二)海军自身努力

在国家战略的牵引促动下,海军积极地致力于推动自身的变革,成为海军战略选择的推动力。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积极实施登陆作战、对陆打击和海上封锁作战等,以出色的表现和战绩回击了盛极一时的“海军无用论”,暂时扭转了海军的颓势,稳定了海军的战略地位。

战后初期,在国家决策层迷信核威力、信奉“核武器至上”的压力下,美国海军上层积极寻求应对和变革。尼米兹出任海军作战部长时,一方面指出核武器的不足之处,极力维护海军的作用地位;另一方面掀开了海军核动力化和核武备化的序幕。在海军核动力化的进程中,里科弗在组织和实施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阿利·伯克出任海军作战部长后,大力推进海军的“核革命”进程,完成了海军适应核时代的战略转变,稳定和提高了新战略环境下海军的地位作用。

20世纪70年代海军日趋衰微的趋势下,海军积极投身于海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的大辩论,顶住了建造小型航空母舰的压力,极力推动海军的复兴。在里根重整军备中,美国海军在莱曼海军部长和沃特金斯作战部长的领导下,从全局的战略构建入手,大力推动海上优势力量建设和海上战略的制定,扭转了海军发展的颓势,完成了海军的战略选择,提高了海军的作用地位。

五、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主要是不同观念分歧与军种之争

冷战期间,制约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严重制约着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进程。

(一)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陆性

战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欧洲大陆,稳定欧洲,抗衡苏联逐渐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遏制战略在杜鲁门执政时期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冷战其间美国历届政府遵循的基本战略。

遏制战略以欧洲大陆为主要战场,以抗衡苏联为目标,以遏制为主要手段。遏制战略的推行,实质上否定了马汉以来美国政府长期所推行的海洋战略,把在欧洲大陆遏制和挫败苏联的进攻作为美国最迫切的战略需求,而控制海洋则成了次要的需求。这种战略的大陆性必然对海军的战略选择形成持久的阻力和压力。

(二)“核武器至上论”与“海军无用论”的长期垄断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原子弹的出现和使用,标志着军事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战后,美国在战略需求这个问题上日益出现一种新的迥然不同的倾向性。一时之间,“核武器至上论” 与“海军无用论”迅速蔓延开来,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更是这一思潮和势力的集中反映,核武器至上论者认为海军在未来的核战争中没有用武之地,海军舰艇在核武器的打击之下,必将遭受覆灭性的摧毁。这种思潮和势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海军的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严重制约着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进程。

(三)军种之间的地位之争

战后,国际国内战略环境的剧变,激发了陆海空三军之间激烈的地位竞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陆性,客观上将陆军和空军置于防御的前沿,海军退居二线。美国海军在海洋上没有直接的敌人和美国的核垄断,成为陆空军反对继续保持舰队的理由。国家武装部队体制的改组进一步威胁到美国海军的生存,因为陆军和空军联起手来要肢解海军,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分别并入陆军与空军的行列,彻底将海军变成一支承担保交护航的附属兵力。

在军种地位的激烈竞争中,空军与海军的斗争尤甚。空军认为,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战略性空军已经“完全”取代了充当国家第一道防线的海军,空军大肆鼓吹“海军无用论”,极力维护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压制海军发展核能力。海军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了艰苦的抗争,甚至一度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来抗议和抵制空军的压制。

20世纪70年代,针对海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新一轮的军种竞争高潮再次掀起。海军面临的问题在于,美国防务预算总的来说是针对苏联在欧洲发动战争这一设想的。在空军和陆军看来,其他战场都是次要的,因为足够对付苏联的部队当然也足够应付其他情况,而在对苏战争中,空军和陆军是主角。他们极力贬低舰载航空兵的作用,也非常忽视海军可能对陆上战斗作出直接贡献,认为远不如欧洲战场上的陆基空军更有威力。

可以看出,战后军种之间地位的竞争严重威胁到海军的战略地位,严重干扰和制约了海军的战略选择。

六、战略选择的进程漫长曲折而又抗争激烈

    在美国海军第三次战略的进程中,充满着曲折和斗争,其中国家战略的曲折反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中,由于动力因素和制约因素的相互作用,加上美国海军自身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导致战后美国海军在新的战略选择中,进程漫长,充满着曲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延续了40多年。海军在漫长的进程中,不断同各种反海军势力进行艰苦的斗争,探索和确定美国海军应有的地位作用。

七、战略选择的结果效益巨大且影响深远

战略是使手段与目的相结合的一种谋略,清醒地认识和确定海军战略,对于海军的发展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美国海军难以确定冷战环境下的战略,这是导致冷战前期海军发展步步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上战略的出笼,结束了这一局面。海上战略确定的目的是清楚的:威慑——或威慑失败——使战争在有利于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条件下结束。手段也是清楚的:建立一支600艘舰艇的海军。[2]这一战略统一了海军的思想,有力地捍卫和提高了海军的地位作用,大力推进了海军的变革与复兴。海上战略的提出,完成了美国海军冷战时期的战略选择,对苏联海军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和高压,逼迫苏联进行海军军备竞赛,以拖垮苏联,为冷战的尽早结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直至今天,海上战略对美国海军遂行新的战略选择都有极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2007年美国新海上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就吸取了海上战略许多成功的经验,它为新海上战略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战略支撑。



[1] Samuel P. Huntington,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Transoceanic Navy”, U.S.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y 1954), pp483-93.

[2] 《美国海上战略》,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技部,1986年版,第26-27页。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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