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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苏莱曼尼遇袭—— 对事件中美军指挥关系和兵力运用的推测分析

2020-04-30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顾伟 李健访问次数:

【知远导读】2020年1月3日凌晨,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格达机场附近遭美军无人机袭击身亡。尽管到目前为止许多行动细节仍未披露,但根据美军参联会出台的联合作战条令、中央司令部官方网站和公开媒体等渠道发布的信息,我们可对此次行动中美军的指挥关系和兵力运用情况进行一些有依据的推测分析。

美军军事行动筹划的基本原理

长期以来,为了确保贯穿始终的战略指向性,美军对其军事行动的筹划一直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即依托构建的指挥控制机制和工作流程,以国家、战区和各级作战司令部预先发布的战略文件和作战预案中对战略最终态势(Termination)、军事最终态势(Military end state)、军事目标(Objectives)、效果(Effects)、使命(Mission)和任务(Tasks)等关键要素的定义为基本遵循,采用自上而下、分层推进的体系化筹划方法,逐步确定出清晰的作战线、效果线和目标关联线等逻辑链路,并逐层分解直至作战层级较具体的使命、目标和任务,从而完成对整个作战行动的全面筹划,基本逻辑参见图1。

 

图1:美军军事行动筹划的基本逻辑

依据美军联合出版物第JP1号《美国武装部队纲要》、第JP3-0号《联合作战》和第JP5-0号《联合作战筹划》等文件,战略最终态势通常是美国政府对某一地区最终状态的预期性描述,涉及到一系列较宏观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合集,一般由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协助下确定,例如确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优势地位;军事最终态势是对军事行动最终状态的预期和描述,通常由参联会主席和战区司令依据总统确定的战略最终态势提出关于军事最终态势的建议,并报总统和国防部长批准后确定,例如确保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军事目标一般包括国家军事目标、战区军事目标、战役行动目标和战术目标4个层级,是对军事最终态势的逐层细化和树状分解,通常用于支撑一个或多个上一级的军事目标,例如某一目标可确定为削弱和抵消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在中东的影响力和扩张态势;作战效果分别支撑着战区级、战役行动级和战术级的军事目标,往往是达成上级军事目标的某一具体条件,通常需要同时具备多个先决条件才能达成某项具体军事目标;作战任务是指为达成某种作战效果而采取的行动,例如可描述为击杀某个高价值目标,以迟滞和震慑伊朗“圣城旅”后续行动等。

依据以上分析,击杀苏莱曼尼不大可能是美国政府临时动议的军事行动。中央司令部及其下属联合特遣司令部会周期性(通常为1-2年)接收到美国总统签发的《统一指挥计划(UCP)》、国防部长签发的《兵力使用指南(GEF)》和参联会主席签发的《联合战略战役计划(JSCP)》等战略指南类文件。这些文件中包含着高层级对中央司令部责任区(AOR)内的战略最终态势、军事最终态势和宏观军事目标等的明确定义,中央司令部及其下属司令部作战筹划人员将会依据以上文件作为筹划军事行动的直接依据,筹划结果通常是同时提供多套可供国防部长和总统选择的军事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须经国防部长和总统选择批准后才能得到执行。也就是说对关键目标的打击不大可能是中央司令部或是其下属司令部擅自做出的决定,更不大可能是未经严密筹划的偶发性军事行动。

行动应是受美国总统直接监控

1787年《宪法》和《美国法典》是美国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依据,在以往的军事行动中,美国(军)在指挥控制权配置方面较严格遵守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据美国《宪法》,“总统应为合众国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当各州民兵应征为合众国服现役时,总统应为各州民兵总司令。”随着国家安全和军事组织结构的不断调整演变,美国总统逐渐被解释为所有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战时对这些力量行使最高作战指挥权。


图2:美军的基本指挥控制关系

此外,《美国法典》还规定“国防部是美国政府中一个行政部门”,并规定“国防部长是国防部的最高领导”,也“是总统处理国防部事务的首席助理”。因此,国防部长对美军各部门有法定的领导、管辖与控制权力,包括需履行协助总统审批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计划等具体职责。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两条不同链路对美军行使作战指挥权和行政控制权,如图2。一条链路是由总统经国防部长到领受任务的作战司令部司令,并通过其对所属部队行使作战指挥权,即图2中的实线链路,对应着作战指挥的相关职责;另一条链路是由总统经国防部长到各军种部部长,并通过其对所属部队行使行政控制相关权力,即图2中的虚线链路,对应着作战支援和行政管理的相关职责。

依据近期美国官方和媒体发布的信息并参照之前类似的“定点清除”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应直接授意,并全程监控了此次军事行动。袭击行动过后,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纷纷刊文指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12月下旬与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会晤后选择了击杀苏莱曼尼这一较为极端的选项。此外,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在行动之前,特朗普总统还与到访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讨论过此事。美国国防部在事后的官方声明中也指“在总统的指示下,美国军方果断采取了此次行动”。晚些时候,CNN指特朗普总统在不久后共和党筹款晚宴上披露了此次行动的更多细节,这些细节表明特朗普总统全程监控了此次行动。

行动或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实施作战指挥

依据美军的顶层条令,即2017年修订后的联合出版物第JP1号《美国武装部队纲要》,美总统通过国防部长对6大战区1司令部指挥官(GCC)和5大职能司令部2指挥官(FCC)实施指挥控制,GCC和FCC负责履行由国防部长制定,并由总统批准的《兵力使用指南(GEF)》,文件中涉及近期各司令部需完成的具体任务。由于伊拉克涵盖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AOR)内,而美军条令规定战区司令部有整合职能司令部作战计划的职责,加之后续媒体披露的信息,此次行动应该是由中央战区司令部具体负责指挥协调,同时基本排除了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此次行动的可能。

美国中央司令部成立于1983年1月1日,目前的责任区包括中东、非洲东北部、中亚和南亚等,共覆盖20个国家,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目前的指挥官为肯尼斯·麦肯齐上将。依其网站,中央司令部下设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4个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此外,中央司令部还下设有两个联合特遣司令部,一个是“坚定决心行动”联合特遣司令部,主要支持美军及其盟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反恐军事行动;另一个是“坚定支持使命”特派团指挥机构,指挥官为奥斯汀·米勒上将,主要支持美军及其盟友在阿富汗的维持稳定行动。

 


图3:美军击杀苏莱曼尼的指挥关系推测图

《美国法典》中明确规定作战指挥官(特指GCC和FCC)对总统或国防部长指派或重新指派的部队行使作战指挥权(COCOM),并且除非总统或国防部长有其它指示,否则所有指派给作战指挥官、并在其责任区内行动的部队都将被指派或配属给该作战指挥官,并由其进行指挥。同时《美国法典》中还规定作战指挥权(COCOM)是只赋予作战指挥官(特指GCC和FCC)对所属部队的指挥权,不能被委托或转让。简而言之,就是对于本战区的军事行动,战区作战指挥官具有除总统和国防部长之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指令需要通过作战指挥官来具体执行。以上规定是越战后美国上下对战争中指挥关系混乱痛定思痛后的刚性规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央战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需经中央战区司令部的筹划,并得到战区司令的批准后方可执行。战区司令通常会将作战指挥权中的作战控制权(OPCON)和战术控制权(TACON)赋予其下属的各级司令部,以便各级司令部能够更有效地履行本级职责。因此,中央战区司令虽然并不是此次军事行动的直接指挥者,但也处在了整个指挥链条之中,并为下级特遣部队司令部的行动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与其它战区司令部一样,中央司令部中的绝大多数任务部队并非是其长期固定配属的部队,而大多需要进行轮转部署。从近几年的运行来看,中央战区陆军司令部主要由美陆军第18空降军和第3军提供兵力;中央战区海军司令部主要由美海军舰队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共同提供兵力;中央战区空军司令部主要由美空军空战司令部(ACC)提供兵力;中央战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主要由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MARFORPAC)所属的第一远征军(IMEF)提供兵力;中央战区特种作战司令部则主要由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兵力。

此次行动应由“坚定决心行动”联合特遣部队(CJTF-OIR)司令部实施作战控制

联合特遣部队及其司令部是美军实施联合或联军作战时常用的指挥机构设置和力量编组形式。美军联合出版物第JP3-33号《联合特遣司令部》中指出,当作战范围、复杂程度或其它因素要求至少有两个军种在单一的联合部队指挥官的指挥下作战时,就可组建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可由国防部长、作战指挥官和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授权组建,通常可依据地理区域划分或是职能领域区别组建。

“坚定决心行动”联合特遣部队(CJTF-OIR)司令部成立于2014年10月,是中央司令部在美国国防部长授权下依据地理区域划分而组建的联合司令部,总部设在科威特的阿里夫詹(Arifjan)兵营,成立之初旨在应对伊拉克和叙利亚日益增长的ISIS威胁,以履行美国及其盟友对这一地区安全的“坚定决心和承诺”。目前该特遣队是在美军主导下,由74个国家和5个国际性组织组成的军事联盟组织。

自2015年9月之后,CJTF-OIR的指挥官一直由美陆军第18空降军和第3军指挥官交替担任,任期大约为1年,目前的指挥官为2019年9月继任的帕特·怀特中将,怀特中将同时还兼任着美陆军第3军的指挥官。特遣队司令部目前还编配有两位副指挥官,其中一名主要负责维持稳定行动,目前为杰拉尔德·斯特里克兰德少将;另一名通常由美国空军派出,主要负责联合行动、情报和计划,目前为亚力克苏斯·格林基威奇少将。

与大多数联合特遣队一样,CJTF-OIR并未编设完整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等组成部队司令部,成立之初仅设有联合陆上组成部队司令部(CJFLCC)和特种作战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SOJFT)两个组成司令部。其中,CJFLCC的指挥官还兼任着CJTF-OIR的副司令和美军伊拉克巴格达联合作战中心主任。2018年4月底,由于打击ISIS的主要作战行动已接近尾声,美国防部宣布撤销了CJFLCC,但仍然保留了伊拉克联合作战中心主任的职务,主要职责是协调美军各军兵种和不同司令部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与盟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2019年7月起,美海军陆战队威廉∙西利三世准将(2020年1月9日晋升为少将)任美军驻伊拉克联合作战中心主任,应该参与了此次行动的具体协调。2019年6月起,美空军埃里克∙希尔少将任OIR特种作战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应该担任着此次击杀行动中地面特种部队的指挥官。目前,CJTF-OIR主要配属有特种部队、地面目标指示人员、炮兵部队、负责培训武装力量的人员和军事顾问等,主要采取的行动样式是地面特种部队配合下的空袭行动(美军完成了其中的75-80%)。

此外,袭击行动中实施空中打击的无人机应当来自于中央司令部空军。依其官方网站,中央司令部空军当时编有第332、378、379、380、386、438和455共7支航空远征联队。所谓航空远征联队是美国空军常用的一种作战任务编组方式,编组方式非常灵活,可根据需要随时激活或撤销,下属的任务部队也是从美空军各部队中抽调组成,并可视情进行轮换,轮换周期通常为6-9个月。CJTF-OIR的副司令亚力克苏斯·格林基威奇少将还同时还兼任美空军第9航空远征特遣队司令,以及中央司令部作战部(J-3)的主任,主要指挥的任务部队包括上述第332、386和321航空远征联队,涉及的总兵力约5000人左右。据其官方网站显示,目前在科威特阿里·赛勒姆空军基地部署的第386远征联队配备有MQ-9“死神”无人机,具体配备在该联队下属的第46远征侦察中队,当然第386或其它远征联队的无人机也可能临时部署在距巴格达机场更近的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直接发动此次打击行动。

另据阿拉伯新闻(ARABNEWS)报道,美军从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起飞的MQ-9无人机发射的“海尔法”导弹完成了此次袭击。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和中央空军司令部前进指挥部的所在地,也是空军第379远征联队的驻地。

综上,此次击杀苏莱曼尼是在美国总统的直接授意和全程监控下,由美国中央司令部进行领导并提供兵力支持,并由“坚定决心行动”联合特遣部队(CJTF-OIR)司令部具体筹划和实施的军事行动,图3中的4个红色单元为可能的主要参与者。具体参与的地面部队可能是威廉∙西利三世准将指挥的隶属于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的中央司令部-危机应对-海军陆战队陆空特种部队(SPMAGTF-CR-CC)和(或)埃里克∙希尔少将指挥的特种部队,空中打击力量可能是亚力克苏斯·格林基威奇少将指挥的第386或379空中远征联队。

【1】即非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印-太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6大战区司令部的责任区覆盖全球。

【2】即特种作战司令部、运输司令部、战略司令部、网络司令部和太空司令部,其中太空司令部为2019年8月成立,现行的条令中尚未显示,并且与刚授权成立太空军不同。

[责任编辑:黄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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