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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时代的净评估实践及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2020-07-27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李健 尚子絜访问次数:


 

净评估思想孕育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大国竞争,是美国国防资源紧缺背景下诞生的一种战略思维方式,它聚焦美国与竞争对手或潜在对手之间的军事平衡与发展趋势,力图发现双方在竞争中的不对称关系,通过合理有效的国防资源配置将竞争引入美国占据持久优势的领域,使美国把握竞争主动权,迫使对手陷于被动。纵观历史,这类对敌我力量的综合评估在中国战争史上并不鲜见,但却没有在当今的非战争时期得到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应用。通过本文,笔者尝试回答中国为什么迫切需要在当前急剧动荡的世界环境下开展净评估活动的相关问题,探讨净评估思想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净评估思想在美国的起源与定义;接着通过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敌我力量评估经验,论述中国经典战略思想与净评估思想的相通之处,然后借冷战以来的净评估思想对美国战略的影响,探讨其对非战争年代大国竞争的指导作用;然后阐明在世界战略环境发生巨变和美国对华战略转型背景下,中国开展净评估活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最后,笔者对如何开展国家净评估提出了自己一些原则性的思考。


 

净评估的起源与定义

净评估思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得到美国战略界的拥护和制度化发展,是冷战时期美苏长期战略竞争的直接产物。在冷战初期,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海军力量和军事研发能力都较苏联占据优势,但两国的竞争差距随着苏联的快速追赶逐渐缩小。1越南战争的失败迫使美国对外政策转向战略收缩,在国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与日益强大的苏联的战略竞争中保持优势成为美国政府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1969年,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召集了“特别国防讨论小组”(Special Defense Panel),时任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局长的查尔斯·赫兹菲尔德(Charles Herzfeld)认为美国需要对其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要了解美国在军事竞争中相较苏联所处的“战略位置”,包括对军事平衡和长期趋势的分析。次年,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向小组提交了《美苏兵力态势净评估》,对当时美苏地面部队、海军部队、战术空军、防空部队和战略进攻部队的军事力量平衡和趋势开展了初步评估,这是第一次事实上的净评估。2

1969年7月,尼克松总统上任后便组织“蓝丝带国防小组”(Blue Ribbon Defense Panel)对国防部的组织和运作开展研究,经小组呼吁建立了一个直接向国防部长汇报的长期规划小组,将“净评估、技术预测、财政规划等”功能纳入其中,并将重点放在长远的未来而非国防部眼下的日常活动3。在迫切的需求下,1971年12月美国终于成立了由安德鲁·马歇尔领导并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净评估工作组,后于1973年根据第 239 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转编至国防部长办公室并运转至今。

尽管净评估活动已经在美国开展近半个世纪,但有关净评估的定义仍然众说纷纭,美国净评估专家更倾向于将其归为一项技能、一个学科或一种实践活动,其定义通常由几个突出的特征来框定。

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净评估侧重归纳分析,强调从大量证据资料中总结事实,属于实证研究范畴。与规范研究方法相比,净评估不拘泥于某个理论逻辑,也不会局限于单一的研究方法或模型,在定量研究层面理解军事平衡的同时更注重研究定性问题4。另外,净评估侧重对态势及其影响因素的诊断,而不以政策假设和选择为先导5

其次,净评估是对国家、国家集团或地区和机构实体的优势与劣势平衡的双面或多面比较评估,其核心目的是从对优势与劣势的各方面比较中发现净差异6,因此其基本特征是竞争性和不对称性。通过比较分析,评估者应辨识出竞争各方的关键差异,明确竞争各方的优势与劣势,由此才能通过发挥己方优势并利用对手的劣势,为己方创造战略机遇。同时,战略竞争的长期性特点要求净评估不能局限于当下,而要从二十年前的行为模式开始研究,并尝试向前展望五到十年以上7,由此才能分析和正确认识竞争的发展趋势和优劣势随时间的变化。

最后,战略竞争多层次和多面性的本质决定净评估可以涵盖多个领域,具备跨学科的特点。在军事领域内,除了比较装备和弹药的数量及工程技术指标,净评估同时强调理解竞争各方作战概念、战备、训练和后勤等方面的差异。而在军事能力之外,净评估还会对影响军事平衡的经济和人口等要素开展分析8。以上都是定性研究需要聚焦的问题,并且通常构成了竞争各方关键的不对称点。

美国国防部指令第5111.11号《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将净评估定义为对军事、科技、经济和其他决定国家相对军事实力的要素的比较性分析9。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结合上述净评估活动的特点进一步认为:“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净评估是对国家长期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思考及决定优势的全要素比较分析,目的是寻求战略机遇,支持高层战略决策,并且具有全面性、长期性、竞争性、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和诊断性等特征。”10


 

净评估思想的历史实践

中国经典战略思想中的“净评估”

虽然“净评估(Net Assessment)”这一术语由美国人发明创造,但在被有意识地列为专门学科并获得制度化发展之前,其思想本质就已经广泛存在于战略家的头脑中,正如科恩(Eliot A. Cohen)所说:“净评估是对军事平衡的评估,它时刻在决策者及其参谋的头脑中进行着,他们对自己对付特定敌人的能力的内在观念,无论多么模糊、粗糙、矛盾或异想天开,都构成一种净评估。”11虽然没有复杂的统计量化工具和成体系的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决策研究支撑,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战略思想家在分析敌我军事平衡时都显示出与净评估思想相似的分析原则,与净评估思想有共通的思维特征。原军事科学院易本胜研究员就曾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提及净评估与《孙子兵法》和《论持久战》之间的思想渊源。

其中,《孙子兵法》在《始计篇》中就提到在发动战争之前应在战略层面“经之以五事,较之以计而索其情”,即从国内政治、气候条件、地形地势、将领素质和军事制度五个方面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来预判战争的胜负。同时,在作战时讲求“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这与净评估思想利用敌我双方的不对称性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以“有备之师待无备之师”才能取胜,因此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掌握战争主动权。

尤其,《孙子兵法》还在兵力多寡之外言及军事制度、军政关系和国内政治等其它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的经典战略思想中对敌我力量的比较从来都是物质与非物质要素并重,从这个角度来看,净评估思想正是通过强调军事组织、作战概念和国家领导等不可量化要素,弥补并纠正美国二战以后过于看重武器技术和量化分析模型的战略思维方式。毛主席早在1938年7月首次出版《论持久战》中也同样驳斥了“唯武器论”的观点,他与马歇尔同样反对以武器技术和数量为唯一评价标准,而认为应同时考虑作战方式、军官素养、国防动员和军队组织等要素,并在军事能力之外充分运用政治和外交宣传等影响战争进程的手段。另一方面,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通过对中日双方军事平衡的多要素比较分析发现其中的不对称关系,得出对双方优势和劣势的静态评估,并置之于长期趋势进行比较,提出能发挥己方优势、消磨敌方优势并规避己方弱点和攻击敌方弱点的战略与作战方式,最终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胜利属于中国的结论,这也与净评估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虽然中国战略家从未给予此类与净评估相似的战略思维方式以准确命名,但它无疑曾指导中国历史上的战争行为,尤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不应仅局限于直接指导战争,还应在非战争时期得到制度化的继承,用更多由现代学科理论支撑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手段,来丰富并巩固其分析论证能力。只有在非战争时期同样清晰准确地认识己方与对手的军事平衡和长期趋势,才能把握军事能力发展方向并合理分配有限的国防资源,在争取掌握不对称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军事力量的威慑作用,综合非军事手段达成战略目标,并在冲突爆发时确保国家的安全与生存,真正做到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

净评估思想对美国大国竞争的影响

在正式开展净评估活动的近半个世纪里,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一直致力于洞察美国的国际竞争环境,寻找美国的优势和对手的劣势,发现或创造能使美国在长期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的战略机遇。事实证明,净评估思想已使美国对己方在大国竞争中的位置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适时把握战略先机并积极追求竞争互动中的主动权,使美国能够超越总统执政周期的变化和限制,在年复一年的行政问题之外将目光投向美国在国际环境中的长期生存和福祉。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的克雷平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和瓦茨(Barry Watts)认为净评估思想有三次重要贡献:

第一次重要贡献:净评估思想帮助美国在美苏长期竞争中确定了美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从而成功推动了冷战的终结。例如,根据调研,马歇尔认为苏联的经济总量仅占美国的25-30%,而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高达40%。他认为西方经济体制的生产力和适应性较苏联的计划经济更具优势,美国可以通过进一步加重苏联的经济负担来塑造美国的持久优势。通过评估分析,马歇尔还发现苏联极其看重发展本土防空力量,就此美国可以通过强化对苏联空域的进攻能力促使后者加倍建设防空能力,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苏联会相应减少对其他威胁美国利益的领域的投入。12

马歇尔这一净评估思想在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1986年提出的“竞争战略”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他公开发表的文章认为只有同时利用美国的优势和对手的弱点才能实现威慑,并应以特殊的竞争优势为指导重建美军。他还特别指出通过强化轰炸机的低空突防能力可以迫使苏联将大量资源用于发展防空能力,而发展反潜战能力可以迫使苏联海军留在本土附近保护其弹道导弹潜艇部队,由此引导苏联增加防御投入并减缓进攻能力的发展。13

这是净评估思想对美国和平时期大国竞争的第一个重要指导,当美国与势均力敌的苏联开展长期竞争时,要在发掘双方不对称关系的基础上,借由特定方向的资源配置将竞争引向美国占据持久优势的领域,利用对手的持久弱点,在长期竞争过程中限制对手的战略选择空间,使之落入被动应对的保守姿态,美国由此掌握竞争主动权。

第二次重要贡献:净评估思想认识到未来战争中作战方式的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联提出的军事技术革命吸引了马歇尔的注意,就此开展的评估活动证实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学和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正引发战争性质的革命性变化,信息战和侦察打击能力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决定因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在评估“军事革命”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型时,由克雷平涅维奇在1992年撰写的《军事技术革命:初步评估》和1993年完成的《军事革命浅见》评估报告认为:“军事革命由新技术及其在军事系统中的应用,创新的作战概念和组织调整四个方面构成”。报告呼吁美军遂行重大改革,在应用先进军事技术的同时发展新的作战概念和军事力量结构。这引发了美国政府内外广泛的讨论和研究,从而成为美国军事变革的出发点。之后,不仅国防部牵头对战区作战中的合成兵种机动、深度精确打击和前线作战等概念开展了细致研究,还被海军上将欧文斯(William Owens)认为是利用军事革命的最好方式的“系统集成”概念,也成为信息时代美军联合作战的发展重点。14

不仅如此,1992年和1993年的评估报告还预见了新技术扩散给美国海外力量投送带来的挑战——随着对手进一步掌握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美国海外基地和航母舰队将因为缺乏机动性和隐蔽性逐渐失去优势15。为应对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美国空军和海军于2009年共同发展了“空海一体战”的创新性作战概念。2014年得到美国国防部重视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同样强调通过军事技术、作战概念和组织结构的跨越式发展继续维持美军的海外优势,军事技术的发展重点包括无人系统及自动化、远程及隐身空中作战、水下战争等,这其实也是军事革命在新的技术趋势和竞争环境下的又一轮发展。

净评估思想对美国非战争时期的第二个指导作用在于推动了军事理论和作战概念创新与军事技术创新并重的军事革命理论的发展,不仅激发美军设计新作战样式的创造力,还有助洞察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潜力,使美军在开发新概念的同时能够充分利用美国的先进技术优势。这意味着美国更有可能主导未来战争形态的发展,不仅可以在和非战争期维持军事威慑,还能在冲突情况下确保战场优势。

第三次重要贡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美国各方普遍期待中美关系基于共同经济利益而和平发展之时,马歇尔就已经将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16。早在1987年递送给时任国防部次长艾克雷(Fred Iklé)的备忘录中,马歇尔就指出国防部各工作小组仍主要聚焦美苏竞争和欧洲地区,却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变化缺乏认知17

冷战结束后,美国相较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聚焦长期竞争的净评估思想似乎失去用武之地,但马歇尔认为冷战后的净评估活动应以竞争环境的预期变化为中心,特别是那些可能削弱或抵消美国军事优势的变化18。在2001年向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提供的国防战略评述中,马歇尔认为美国应继续维持和扩大军事优势,阻止或推迟主要竞争对手的出现19,他尤其将崛起的中国视为未来的重要安全挑战,并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大量资助对华研究,使之成为净评估办公室在新世纪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虽然“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战略焦点发生转移,与潜在对手的长期战略竞争被置于次要地位,但净评估思想在冷战后仍引导美国在独霸世界并占据绝对优势时保持战略警惕性,从长期趋势看待一时获得的优势地位,通过多要素分析预见美国优势在未来可能受到的挑战,并为维持竞争优势持续做好准备。

马歇尔和其他净评估支持者无疑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研究关注的重点既是和平时期的大国竞争,也是战争间隔期间的战争准备。一方面他们追求在大国竞争过程中保持低水平的和平状态,同时始终置对手于下风,直至对方失去战略信心而放弃竞争。另一方面对大国战争的高度警惕也是他们不断找寻潜在对手并尽早发起竞争的原始动力,无论间隔多久和平都是战争的前夜,至少他们从不相信“历史的终结”。今天,历史的巨轮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画下的句号为起点驶向一片新的现实主义迷雾,而以中美为核心的大国竞争时代从未如此清晰。


 

当前战略环境的巨变

美国全面对华竞争战略

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以避免和克制干涉主义行动为特征的新一轮战略收缩,美国在中东地区通过军事干涉实现政权更迭和意识形态扩张的决心和信心被漫长的战争和战略失败所消磨,与潜在竞争对手的长期竞争逐渐回归美国国防战略的中心,从而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到更关乎美国生存的地缘战略领域。“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要义——美国在亚太地区相较中国这个潜在对手的军事力量平衡,正是冷战时期净评估思想的核心问题在当代中美竞争关系中的复刻。

特朗普执政后选择更广泛地收缩美国的国际利益范围,拒绝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美国优先”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倾向20,在这个口号之下美国不再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维持地区平衡和稳定,不再以多边组织为平台促进国际合作,也不再以自由为准则建设国际经贸秩序。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竞争意味也较奥巴马更为激烈,不仅大力提升美国的军费开支,推进军事力量建设,同时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开展咄咄逼人的攻势。

随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和现实主义的回归,中美竞争逐渐从克制走向明朗,净评估思想和“竞争战略”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热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曾与净评估办公室有过密切合作的现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Christopher Ashley Ford)在多次公开演讲中支持美国重拾竞争战略,他提到冷战结束后马歇尔就警告未来可能再次出现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但美国始终陷于战略懈怠,相信其他国家会逐渐产生民主文化并实现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大同21

如今,白宫在2020年5月发布的《美国对华战略方针》中终于承认: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指导下美国正处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22。而这份以“对中共意图和行动的清醒评估,及对美国诸多战略优势和不足的重新评估”为基础的《战略方针》,无疑是当代美国国家层面的对华“竞争战略”。

早在特朗普政府将“竞争战略”奉为圭臬之前,多位净评估的支持者就于2012年参与编撰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竞争战略:理论、历史与实践》的文集,其中詹姆斯·托马斯(James P. Thomas)和埃文·蒙哥马利(Evan Braden Montgomery)基于中美各方面的战略不对称提出了三条竞争路线。首先在军事方面,文章认为美国必须弥补西太地区日益恶化的军事平衡,美军应确保在抵御中国的攻击之后仍能打击解放军的主要目标,使中国相信美国不会迅速或轻易地被击败,使盟友和伙伴相信美国的能力与决心。同时,美国还应引导中国将焦点放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和台湾海峡等边缘地区,由此阻止中国将更多资源用于发展力量投送能力。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杰森·埃利斯(Jason D. Ellis)在一篇讨论竞争战略的报告中同样强调,在军事方面加强美国的战区防御态势是任何有效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必须抵消或淘汰中国兵力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次在联盟建设方面,托马斯和蒙哥马利建议美国鼓励并协助建设中国周边伙伴国家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使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受到更多限制。埃利斯认为美国还应争取更多基地准入权,通过联合演训促进盟友之间的互操作性,充分利用联盟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最后,两篇文章都认为美国应瞄准中国的国内动态,利用中国内部稳定、政权合法性和经济表现等方面的弱点和不确定性,促使中国将稀缺资源用于维持国内秩序而非军事建设。23


 

上述关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设想显示出鲜明的混合战争特点,这是净评估思想的跨领域、跨学科特征与和平时期大国竞争的战略多面性所决定的。在渲染中俄“灰色地带”行动给美国带来的混合威胁和战略挑战的同时,美国一直是混合战争的践行者和善用者。如今,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竞争关系推至前台和中心,美国也已经发展出一套“全政府、全方位、全系统”的对华竞争战略并一步步付诸实施,综合各政府部门、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力量,从多个角度、多个领域给中国制造困境,阻止中国在关键竞争领域继续拉近与美国的距离,保持其整体竞争优势。

在军事能力方面,虽然特朗普政府不再公开谈论前任政府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但扭转美国前沿技术优势被逐渐削弱的趋势,通过军事技术和作战概念创新维持军事主导地位的核心目标仍是美国政府心照不宣的对华长期竞争方针。

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美国还采用多种手段阻止中国发展与军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先进技术。在技术、材料和设备的出口管制方面,美国商务部不断扩大商品和实体清单,限制中国获得与高超声速、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和基础技术相关的先进技术24;在核能方面,美国不仅实行出口管制,还动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力量推进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挤压中国的国际核合作空间25;美国司法部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法律诉讼限制中国国有及私营技术企业的在美发展,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国际形象。

此外,美国也一直密切注意中国的国内动态,通过激化内部矛盾使中国崛起面对更复杂的挑战,分散中国的资源与精力。与2012年托马斯和蒙哥马利的竞争战略相呼应,2020年的《战略方针》继续强调以和中国大陆军事力量相适应的水平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26。而香港局势则给美国提供了新的激励,通过情报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协作加剧中国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困境,不仅妄图动摇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同时试图削弱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并借此团结与美国持相同利益的盟友和伙伴,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

中国将面临更复杂的战略环境

在现实主义国际秩序下,中美关系已产生深刻变化,两国将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获得权力优势,而这就是竞争的本质。两国仍会在世界经济、军控和气候问题等公共主题上保持国际合作,但其他领域将充满分歧和竞争27。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正在上升和发展的国家,而美国虽有各种问题但仍未真正衰落,中美两国或将在未来经历漫长而愈发激烈的竞争与博弈。由于国内学者对此的论述较多,不再赘述。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在过去几年经受了来自美国密集、迅速和多维的攻势,而这恐怕只是美国对华长期竞争的开端。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多以被动防御为应对方式,在相同领域内以相同或相似手段给予对等程度的回击和制裁,在中美竞争中处于跟随状态。要扭转这一态势,中国需改被动防御为积极防御,提前改善和巩固可能受到打击的弱势领域并做好备选方案,同时发展中国自己的全要素多部门联合应对措施,在必要时进行有效的不对称回击。对此,“净评估”不乏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好“方法”。


 

结论与启示:中国应开展国家净评估

当下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主要国家所处的战略环境较之前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简言之“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当前形势越是如此,我们越需要真正地冷静下来,客观地对内与对外评估,识别威胁与寻找战略机遇,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是时候开展自己的国家净评估了!或者说,净评估思想或将发挥第四次重要贡献。

笔者认为,在步入现实主义的迷雾之前,中国首先应从国家力量角度理清己方相较美国的优劣势,明确在各个竞争领域的初始目标和竞争战略,并随竞争趋势的变化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正确的自我定位;其次理解美国对双方优劣势的认知,形成对美国未来竞争方向和手段的预判,在充分认识对手与伙伴的基础上才能审视自己在国际秩序和长期战略竞争中相较美国所处的“战略位置”;最后在明确中国自身的长期和中短期竞争目标之后,发展“跨部门、全领域、多手段”集成式的竞争战略,唯此才能把握中美竞争的主动权。否则,美国将有充分的时间和认知优势制定和实施针对中国的竞争战略,将中国置于被动反应的局面。对此,笔者的具体思考如下:

第一,中国今天面临的地缘战略局势较冷战时期的美国更为复杂,与美国不同,中国在亚太地区既没有固定可靠的盟友也没有类似苏联这样轮廓清晰的敌人。同时,中国漫长领土和领海线上的毗邻国家数量远超美国,其中不乏领土和海洋争端,对中国主权与本土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地理分散和能力相异的潜在对手也给中国有限资源的配置造成难题。因此,中国需要针对美国及周边地区,从东北亚、东海、台海、南海、南亚、中亚、西伯利亚、中东、非洲、欧洲及南美等地域地区入手,开展广泛的战略态势净评估,特别是“中美战略态势净评估”。通过对中国周边地区战略平衡和军事平衡的长期追踪,可对地缘战略局势变化发出预警,并根据中国相较多个潜在对手的竞争优势来确定资源配置的优先级,综合周边地区态势制定整体的竞争战略和安全战略。

第二,遵循净评估的规律,可将评估框架按“政治与外交、军事与战争潜力、经济、社会、信息管控、基础设施”等领域全方位展开。通过对评估框架的进一步细化和对评估项目数据的不断完善,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识别对我威胁,寻找战略机遇。例如,政治与外交态势净评估可按“政党、政治体制、政治领导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与社会治理能力、对外关系与结盟”等子项展开双向评估;军事态势净评估可按“建设与发展、联合作战职能、联合作战能力、战备能力、作战部署与兵力运用、预算与维持”等子项进行双向评估。进一步,建设与发展可按“条令、组织结构、训练、装备、领导力与教育、人员、设施、政策”等下一级子项展开,联合作战职能可按“指挥与控制、情报、火力、机动与运动、防护、保障”等下一级子项展开。

第三,面对不断加速的军事技术革新和演进,尤其是美国针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中国应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发掘新兴技术与自身作战环境和作战能力的契合点。在评估军事技术水平与兵力应用的同时,中国还应对竞争双方当前先进系统能力、先进技术成熟度、未来可能出现的先进技术、未来系统的性能、工业生产潜力等进行技术净评估,以期优化本国产业布局、优化技术资源分配,识别先进技术,特别是颠覆性军事技术对未来作战样式的深刻影响——例如,量子信息技术与抗量子算法对未来战场电磁环境的影响。

第四,行之有效的净评估活动必须建立在独立客观的基础之上,并需要真实的数据、信息与情报支撑。实施净评估活动还将是长期的国家行为,将净评估思维模式在政府和军队部门制度化也未尝不可,甚至说是很有必要的,其制度化也必将大大改善战略管理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净评估思维模式本质上是不带有任何阶级性或民族性的,它只是一种追求“实事求是”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而已。

综上所述,在国家层面实施净评估活动,才能识别现在和将来的战略风险,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并支持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在不得不面对的大国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权,不仅能维护国家自身利益,也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我们保持冷静的大脑,保持清晰的认知,把豪情建立在理性的评估与能力建设基础之上。

 

 

【1】AndrewKrepinevich and Barry Watts, The Last Warrior: Andrew Marshall And The ShapingOf Modern American Defense Strateg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82.

【2】Ibid.

【3】BlueRibbon Defense Panel, “Defense for Peace: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Secretary of Defense o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1, 1970, 59, 215–16.

【4】EliotA. Cohen, “Net Assessment: An American Approach,” JCSS Memorandum no.29, Jaffee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pril 1990, 9-10.

【5】Institutefor Defense Analyses (IDA), “Net Assessment: The Concept, Its Development andIts Future,” IDA Paper NS P-4748, May 1990, 9-10.

【6】Ibid,8.

【7】Cohen,“American Approach,” 14.

【8】IDA,“The Concept,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Future,” 8.

【9】US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Directive 5111.11 Director of Net Assessment”,April 14, 2020.

【10】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知远防务论坛·2019:净评估方法与实践’圆满结束”,2019年7月15日。

【11】Cohen,“An American Approach,” 4.

【12】Patrick J. Garrity, “A Reaffirmation of Strategy,” TheClass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June 29, 2015, 2, 5-7.

【13】CasparW. Weinberger, “U.S. Defense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64, No. 4, 1986.

【14】BarryD. Watts and Andrew D. May,“Net Assessment after the Cold War,” and Dmitry(Dima)Adamsky,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in Net Assessment AndMilitary Strategy: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ssays, ed. Thomas G. Mahnken(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20), 79, 82, 161-63.

【15】Andrew F. Krepinevich,“The Military-Technical Revolution: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unpublishedpaper, July 1993, 30.

【16】Garrity,“Reaffirmation,” 2.

【17】Andrew W. Marshall,Memorandum for Fred Iklé,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orking Group: SomeThemes for Special Papers and Some Concerns,” September 21, 1987.

【18】AndrewW. Marshall, “Further Thoughts on Future Net Assessments,” OSD/NA memorandum,May 9, 2000 (revised September 11, 2000), 3.

【19】AndrewW. Marshall, “Defense Strategy Review (Short Outline),” February 23, 2001, 2.

【20】JeffD. Colgan and Robert O. Keohane, “The Liberal Order Is Rigged: Fix It Now orWatch It With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Issue, 2017.

【21】ChristopherAshley Ford, “Net Assess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trategies,”Remarks to American Academy For Strategic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May 15,2018.

【22】White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y 20, 2020,7.

【23】JamesP. Thomas and Evan Braden Montgomery, “Developing A Strategy For A Long-TermSino-American Competition,” in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ed. Thomas G. Mahnk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2012), 259-60, 265-68, ; Jason D. Ellis, “Seizing the Initiative:Competitive Strategies and Modern U.S. Defense Policy”, Lawrence LivermoreNational Laboratory, January 2016, 17-18.

【24】Bureau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Commerce, "Expansion of Export, Reexport, andTransfer (in-Country) Controls for Military End Use or Military End Users in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ussia, or Venezuela", April 28, 2020.

【25】USDepartment of Energy, “U.S. Policy Framework on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withChina,” October 2018; Christopher Ashley Ford, “Competitive Strategy vis-a-visChina: The Case Study of Civil-Nuclear Cooperation,” Remarks to The Project2049 Institute,June 24, 2019.

【26】WhiteHouse, “Strategic Approach,” 14.

【27】John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Spring 2019), 8, 12.

[责任编辑:黄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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